关于女性文学的话题
——访王绯
 人物素描：赵和平 |
本报记者韩小蕙
王绯，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，文学评论家，著有《睁着眼睛的梦》、《女性与阅读期待》等著作。 记者：近年来女性话题十分热门，“女权主义”、“女性主义”、“女性权利话语”、“女性意识”等主张、口号不断出现。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？ 王：说到女性主义，我想首先应该明确的是，它并不是一种本土理论，而是一个“跨国概念”。我们应该做的是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思想和理论体系。 记者：具体到文学创作来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。一方面，妇女解放的许多思想探索往往通过作家们的作品表现出来；另一方面，文学的阅读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，这就需要好的作品和正确的文学批评导引。可是我的感觉，近年来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品没有得到张扬，而一些不太健康的作品，比如鼓吹个人不择手段地攫取名利与地位，发泄个人的畸变心理，无病呻吟、矫揉造作的情绪渲染，歇斯底里的病态表露等等却往往被冠之以“创新”、“突破”而受到吹捧。这给读者、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，也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这种作法的背后，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在作怪呢？ 王：我认为首先是金钱这只魔手在作怪。面对商品经济，女性写作的人文价值被商业性炒作贬损了。不能不承认，女性文学、女作家的性别身份、甚至关于女性的理论，也被有些人操纵成为市场的“卖点”，这是女性在文化领域的悲哀。比如进入90年代以来，有的女性写家表现出来的所谓自觉的女性意识，是一种自我出售的文学对策与圈套，以此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评论及图书市场大献其媚，通过性别诱惑谋求利益。而这种女性作者私人话语式的书写之所以引起特别的关注，在我看来，更多地是拘囿于男性视域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女性作者的私人化创作更能满足一类男性的阅读趣味；特别是某些关于个人隐私或性经历的公布及暗示，使得这类女性私人化作品更多的欣赏与接受对象不是女性，而是男性。正因如此，某种在女性读者看来品位非常低下的作品，在一些男性批评家那里却是另一番情景，于是，便出现了再一次将女性视为一个“被读”、“被谈”、“被写”的“被动之我”。 记者：面对这种女性私语化写作的错位阅读与批评，你作为一个评论家、特别是女性评论家，认为正确的评论应该是怎样的？ 王：我曾经看过一篇国外的评论，是说妇女写的其女主角品尝性行为的那些小说，像红肠面包一样在市场上兜售，使女作者们只凭推销书的封面便一跃而成为百万富翁。这个评论使我想到，某些女性的散文和小说，恰恰在这一点上是反女性的，她们或者连篇累牍地用美丽的语言证明自己不会“被”（请注意这个字！）男人抛弃，或者为了名与利屈服于男性权力，以躯体的自我放逐把自己沦为某种交换物，从而在男性权力那里讨来（换来）想得到的东西。这种非常无聊的作品，无非是在强化一种通行的文化编码：妇女的欢娱和根本的价值实现均在于男人。显然，这类女性写作，丝毫没有对无视妇女需求的男权社会给予批判，只是讽刺性地证实了妇女处于一种私人的、非历史的、性欲的和非政治的地位。 记者：我认为还有一种倾向，即现在不分青红皂白，只要是女作家抒写女性内容的作品，就统统被指认是具有“女性意识”的作品，其实这之间差别极大。近年来绝大多数女作家写了很多格调纯正的女性文学作品，对如何在当今社会做一个“好女人”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，也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同，只是没得到应有的关注罢了。 王：这就涉及到女性写作的目的问题。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：女性写作的目的，在于寻求一种关于女性身份和价值的积极意义。我认为女性应该在积极意义上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而反对女性价值（比如工作价值、情感价值、身体价值、甚至容貌价值）的消极社会实现。可是，在商品社会中，女性价值的消极社会实现往往能给女人带来实惠，不用说那些通过肉体或感情“出售”而当了官的女人、出了名的女人、傍了大款的女人，即使是一些女性写家，也是急切地把自己当作一个“色情编码”或一个“消费形象”包装起来，以“诱倒一片，惊倒一片，肉倒一片”。这就又牵涉到女性自我的不断进步问题。 记者：现在之所以在某些知识女性和某些女作家中也出现了低俗的“色相交换”和道德严重滑坡现象，我以为还是灵魂出了问题，即缺乏一种向着高境界飞升的主观意识。 王：女作家王安忆曾谈到：越是自觉的女性意识，倘若缺少真理的观照，缺少更高境界的理性自我的观照，缺少应有的批判，就越会隐入自我的谬误之中。我在这里提出女作家自我进步的问题，其实是想倡导一种女性意识的真理观：女性意识中自我的观照需要有真理的照耀，不能缺少对女性自我不断进步的应有的反省和批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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